“支付宝VIE事件"生动地再现了协议控制模式在监管与合同两个层面的法律风险。只不过，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并非监管者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理念认定协议控制违法，而是企业自己主动守法而放弃本已经建立的协议控制结果导致终端控制股东层面的利益损失，并最终引爆了协议控制-VIE模式这颗埋藏在境外间接上市领域十年之久的定时炸弹。
本文相关名词解释：
协议控制：是完全通过合同文本来配置两个独立法人之间复杂的控制关系。作为商业组织法的替代机制,协议控制需要在合同中明确与双方企业经营相关的所有重大事项，如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的分配与行使，利润分配与亏损承担，对外债务的承担等。在这种合同安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被控制企业的股东放弃或让渡自己作为公司股东的各项法定权利。
VIE：源于美国会计准则的概念。VIE的全称为“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s Entity,是美国为治理.上市公司借助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来转移债务或损失而创设的一种新的合并报表标准,目的是将公司隐藏在财务报表之外的各种风险重新纳入报表当中，向公众投资人披露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支付宝事件简要经过如下：
支付宝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名下最有价值的资产涉足的是受到高度管制、对外资进入甚为敏感的金融支付业务领域。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非金融企业支付服务办法》，开始对经营支付业务的非金融企业发放业务牌照，但要求申请人必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如何处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阿里巴巴集团是中外合资公司，两大外方股东——雅虎和软银持有70%的股权。考虑到央行对第三方支付企业股权性质的关注，支付宝的股权在2009-2010年间已经从阿里巴巴集团转移到由阿里巴巴两个创始人——马云和谢世煌拥有的一家内资企业名下，但通过控制协议而依然被合并进入阿里巴巴集团的财务报表。
当央行开始调查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时，马云担心支付宝将因为控制协议而被认定为“外商投资支付企业”，丧失首批获得第三方支付业务经营牌照的资格。由于支付宝在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5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服务的客户多达6亿多户，支付宝若不能及时获得经营执照所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马云主张终止协议控制，将支付宝转为完全的内资企业，但这一建议遭到阿里巴巴集团两大外方股东的反对。
马云遂在申请牌照的截止日前，利用自己既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同时也是支付宝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直接终止了阿里巴巴集团与支付宝之间的控制合同。此举导致阿里巴巴集团的第一大股东——雅虎无法再通过阿里巴巴集团将支付宝合并进雅虎的财务报表。
2011年5月10日，雅虎向美国投资者公布了这一信息。鉴于支付宝等资产被投资者视为雅虎最有价值的投资，支付宝脱离协议控制导致雅虎股价一路下跌。2011年7月29日，当事各方达成了和解与补偿协议，支付宝VIE脱钩尘埃落定。
由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普遍存在外资协议控制的情形，“支付宝事件”的爆发将其他有外资协议控制情形的企业置于尴尬的境地，也令监管者（央行）面临棘手的选择。不仅如此，马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VIE的详细说明终于触动了协议控制——VIE模式这个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投资银行业、财经媒体间的大论战。
论题从个案层面的马云是否违反契约精神或“公司治理僵局”到第三方支付企业是否属于“国家金融安全”范畴，最终导向了协议控制——VIE模式的合法性问题。
鉴于协议控制——VIE模式是我国民营企业海外间接上市的基本架构，一旦VIE架构被认定为规避监管而不合法，目前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地上市的100多家中国企业，包括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等一众互联网明星企业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对境外投资者而言，如果协议控制瓦解，境外上市公司无法获得对境内营运实体的掌控，投资者将失去其所投资的全部资产。这将是一场无人能够承受的系统性危机。
可以说“支付宝VIE事件"标志着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市场与监管之间的暧昧游戏的谢幕。只是，与人们预期的不同，VIE架构法律风险的爆发并非源于监管者直接进行“实质重于形式”的认定来挑战协议控制——VIE模式，而是作为控制合同主体的当事人自行执法，主动揭开了协议控制——VIE模式的面纱，并放弃了协议控制。马云们的行为动机究竟为何，是出于遵守国家金融监管规章还是阿里巴巴管理团队的小团体利益作祟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客观效果毋庸置疑：协议控制——VIE模式的法律地位问题已无法再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