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深化区域协同创新,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11月6日,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分论坛暨2023“虹桥HUB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召开。
以“深化区域协同创新,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3“虹桥HUB大会”承继前两年成功举办经验,以协同创新为主线,紧扣一体化、高质量、国际化,汇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顶尖学界专家、业界领军企业家等共聚大虹桥,系统演绎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下,科技创新与区域协同的双向赋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加速推进区域产业协同的双向促进,高水平开放与深化区域协同的双向成就,深度诠释进博主旨,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四个率先”赋能能级提升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推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一步提升能级的24条政策措施,这是继2021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落地之后的一次重大政策升级。
对于大虹桥在我国双向开放格局中肩负的使命任务,以及所能够作出的更大贡献,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剖析与建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以“四个率先”归纳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更好承担重大使命、服务国家战略的高质量发展优先路径。
一是要率先推进数字化转型,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一句话就是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宜商环境,包括我们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有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算力等等,还有很多软的基础设施,如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规制等等。”他说:“还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数字经济生态,包括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的金融服务。”
二是要率先推进绿色转型,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从绿色技术研发、绿色服务,到绿色标准制定、认证,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在绿色转型方面必须找准定位,走在前列。”他说。
三是要率先推进制度型开放,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中央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此,隆国强认为:“我们也要比照国际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制度性开放,像大虹桥就应该先行先试。”
四是要率先打造国际人才高地,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建设。他说:“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从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到生活环境的打造等等,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了这些高水平全球人才汇聚,才能持续保障虹桥国际枢纽的建设。”
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全球应对风险挑战和收获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大会演讲中,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兼名誉院长让·梯若尔,对于大虹桥的科技创新企业如数家珍。
让·梯若尔以携程、科大讯飞、爱奇艺等一批立足大虹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为例,指出在经济学视角中,创新势在必行,而培育颠覆式创新离不开私人部门和政府的共同助力,也离不开多要素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撑,以及对互利共赢的国际开放战略的奉行和坚守。
他还表示,为了创新,制度设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链,要在创新上下游都有相应的因素,我们需要有顶尖的学校和大学,在知识和创新之间创造适当的平衡。学校内部也要有良好的治理水平,要有学术自由、同行评审和精英体制等。此外,下游我们需要有可靠的法律框架,要保护知识产权,有破产、竞争政策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政策框架。”
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院院长杰夫·贝利萨里奥介绍了作为全球区域协同创新标杆的旧金山湾区创新生态系统。他强调了构建开放创新平台、推进全球开放链接的重要性,并且期待未来大虹桥和旧金山湾区能进一步加强互鉴、深化联动,促进彼此经济高质量发展。
夯实“明天的基础设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从亚投行的愿景和“明天的基础设施”角度出发,表示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鉴于大虹桥正在成为连接长三角与上海,乃至全球市场的重要桥梁,精心规划“明天的基础设施”,将持续促进区域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的链接,从而推动从经济、贸易,到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金立群表示,截至目前,亚投行在中国有40亿美元的投资,在18个项目上面,涵盖智能交通、能源、数字领域。“随着服务、知识、货物通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不断流入,它能覆盖的面不仅仅是长三角,包括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亚投行也将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跟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在气候、绿色转型还有知识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演讲中认为,纵览全球,打造囊括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开放的金融系统在内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对于构建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在支撑我国经济增长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逐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认为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服务)就应该驰骋起来。基础科研是政府要做的,应用技术是企业来做的,所以美国各种工业实验室好多都是在企业。金融服务既要服务于基础科研,也要服务于应用技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