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3年9月19日晚，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19期暨《平台经济通识》新书悦读会由北大国发院、中新经纬、北大出版社联合主办。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李力行，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余昌华，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佳胤的圆桌讨论内容整理。圆桌讨论由《平台经济通识》主编、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主持。
黄卓：首先请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分享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模式具有哪些特征？这种新模式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新动能？
李力行：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就业形态改变。从传统的线下工作转变为线上工作，使得工作更加自由灵活，出现了“数字游民”和远程办公等新现象；
2. 就业更加多元化和灵活化，出现了所谓“斜杠青年”。很多人可以同时从事多份工作，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发展；
3. 改变了创业决策方式。许多人通过平台协助创业，并通过接单获得最低收入保障，释放了更多的创业风险；
4. 为被动失业的人提供了临时就业机会，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这在当前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5. 平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职业。例如生活服务和个人情绪价值提供等在互联网平台时代才会出现的职业。我们的研究对这些新职业的出现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平台经济使得分工更加多元化，满足了许多小众需求，并提高了匹配效率；
6. 平台经济也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们能够展示自己的专长和技能。
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作为一种中介模式，平台改变了生产服务的组织结构。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许多工作岗位的需求从整个岗位变成了单个任务。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从提供整体劳动力转变为提供单项技能，从岗位劳动力转变成技术和任务之间更精细的匹配。这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学原理的体现。在这一系列变化的推动下，我们的生产和服务呈现出去组织化、去公司化的特征，从而使更多的就业变得灵活。
黄卓：李力行老师主要研究平台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今年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平台进行灵活就业的人数可能已经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针对这种新型就业形态和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未来是否会长期存在以及可能发生的新变化是什么？
李力行：在我们常提及的灵活就业中，大约有700万网约车司机、500万外卖员、300万快递员、500万网络直播从业者，还有1000多万卡车司机，这些都是庞大的就业群体。这些新型的就业形态，即灵活就业，其规模将持续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固定单位、正规的传统就业形态其实是二战以来才在主要工业国家出现的就业形态，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如今传统就业正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当全球化趋势逆转时，发达国家未必能够创造出大量的新就业机会，而发展中国家也未必能从全球经济中获得更多份额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正规就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这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传统就业形态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从经济学逻辑来讲，数字技术将持续推动就业形态向去公司化和去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个人认为，灵活就业的庞大数量并不仅仅是当前经济形势转冷所致，有深层次原因，包括全球化趋势逆转和技术进步等。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黄卓：这种雇佣关系与传统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不同，与之前的小时工更相似。这些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如何安排更妥？
李力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是近期一个社会热点。我国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将劳动“二分法”改为“三分法”，扩大社保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然而，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推动灵活就业向正规化和高质量就业转变。我认为这值得讨论。因为，在传统意义下，正规就业不足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发展不足的问题，因此推动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的转变主要靠经济发展；然而，目前大量的灵活就业并不是发展不足的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率先出现的现象。例如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在美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因此，它不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发展不足的问题，而是由技术进步等多重原因导致的新现象。因此，面对这种结构性和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应该拓宽思路去思考解决办法。比如，过去是通过固定就业单位间接提供社保和公共服务，现在需要考虑如何直接将公共服务和社保提供给灵活就业者，而不是依赖固定就业单位。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平台经济通识》书中提出，希望与大家多探讨。
黄卓：请问余昌华老师，您认为平台经济在创新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余昌华：平台经济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场所，还融合了先进的技术，如信息通讯设备、软件和算法等。这使得平台经济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台经济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成本，因此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换句话说，平台经济可能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更加显现其综合效应。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更广义上，我们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这些要素的快速增长能够推动总体GDP的快速增长；二是技术进步。根据发达国家过去150年的数据显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平台经济所使用的技术，是技术进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信息与通讯设备的硬件、软件，以及我们所讨论的数据和基于这些数据、软件和硬件设计的算法等，它们构成了数字经济底层的基本模块。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两方面作用：
首先，它提高了生产率。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如更先进的通讯设备和快速发展的网络，特别是5G、6G等通讯技术的推进，可以更好地连接各种信息流和物流，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在国家层面上，这种发展可以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以跨区域为例，数字经济能够快速连接不同地方市场，缩小了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偏远地区物产运输成本高的问题。这一方面减少了跨区域障碍，同时也在宏观层面上提升了生产率。此外，数字经济的核心行业，如硬件和软件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可以降低成本，并对下游行业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提高跨行业效率，整体生产率也会大幅提高。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效应在不同行业中都能够显现。
其次，数据是否属于一种生产要素，这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的关注。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本身需要成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算法本身。算法的开发需要庞大的工程和技术支持。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产生的数据，我们需要强大的算法来对数据进行深入加工。这样可以推动相应的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上思考的问题。
黄卓：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家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请问昌华老师，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对投资效率的提升如何体现？
余昌华：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逐年上升。具体比例取决于不同的算法，目前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60%。当然，这个比例也取决于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总体而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互交融。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各行各业都将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每个行业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和应用。以此来看，数字经济确实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过去三年的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数字贸易的出口在此期间累计增幅达到75%。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不仅在国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还通过远程办公和自动化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并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以此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总体宏观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黄卓：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与传统经济相比，这个新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和挑战。今年我们刚刚出台了“数据20条”政策文件，国家也成立了国家数据局，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和逻辑？
余昌华：数据的使用层面涉及到公共部门、企业和平台企业收集的数据。公共部门收集的数据很广泛，企业通过自身方式收集数据，而平台企业则拥有包括交易数据、用户浏览习惯和支付数据等在内的整个数据链。这些数据往往非结构化，且随着时间推移，数据量不断增大。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涉及到算法应用，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算法本身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一些争议性问题，比如数据确权等，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落地。
总体而言，数字化意味着企业越来越依赖自身或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信息来做决策。不论是个人投资理财还是企业的生产销售和投资决策，都可能需要依赖数据。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数据碎片化，其价值会大大降低，而将多个数据累积在一起，其综合价值可能更大。因此，在某些条件下，数据具有规模效应。当然，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例如负面外部性问题。对竞争对手或用户造成不良影响需要规避，或者监管部门要利用数据的正向作用，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挑战之一。
黄卓：请问许宪春老师，作为经济统计方面的专家，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形态，会给统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许宪春：如几位老师所讲，平台经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带来巨大影响。同时，平台经济也给政府统计带来许多挑战。
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统计方法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平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我个人的研究角度来看，我认为目前的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了平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平台经济活动未能得到充分反映。
首先，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用户需求数据和生产运行管理数据构成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这些数据将用户的需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柔性化生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又如，海量乘客订单数据、司机数据以及车辆运行数据构成交通出行类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交通出行类平台企业通过这些数据进行生产经营，减少了乘客的等候时间，缩小了车辆的空驶时间，节省了乘客的时间成本，降低了车辆的油耗等成本。再如，海量的货源数据、运力数据和运行数据构成公路物流信息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公路物流信息平台企业运用这些数据在货主和货车司机之间进行信息匹配，大幅度减少了货车的空驶时间和油耗成本，大幅度降低了货主的库存成本。
然而，在现行政府统计中，包括国际统计标准在内，并未将数据作为固定资产处理，数据支出没有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因此数据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反映。这就对政府统计带来严峻挑战。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正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核算新的国际标准，数据纳入固定资产范围是其中研究议题之一。过去，研发并没有作为固定资产处理，因此研发支出没有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而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因此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2008年国民生产净值（SNA）已将研发作为固定资产处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纳入GDP。我相信在未来的国际标准中，数据将会作为固定资产处理，数据支出将会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这将对GDP产生影响，使得平台经济积累和运行的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以体现。
第二个挑战是，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然而在现行政府统计中，这些服务没有得到体现，或者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以导航为例，过去需要购买导航仪，现在只需使用手机就可以导航；再如，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进行视频沟通、线上购买机票、线上支付，等等，这些服务如果没有平台经济的支持，很可能需要花费许多钱。平台经济催生了大量免费或廉价服务，无论是服务的提供者还是使用者都受益，但由于这些服务的低价或免费特性，在现行GDP统计中未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个挑战是，平台经济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例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写手等，甚至还有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零工，但相当一部分零工经济在现有的政府统计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这是因为现有的基本统计单位主要包括三类：法人单位（如企业和事业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如果零工经济没有被归入这三种单位之一，很可能被政府统计所遗漏。举例来说，如果某些骑手与某一家企业签订合同，相应的经济活动可能没有被忽略，但如果某些骑手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合同，相应的经济活动很可能被遗漏。
总之，现行的政府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台经济活动，但并没有充分反映平台经济活动。这对政府统计是一个巨大挑战。政府统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反映的重要工具，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数据在政府统计中得不到反映，相应政策的制定就缺乏支撑，就不能有效地促进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黄卓：作为一位在经济统计领域拥有几十年经验的专家，您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统计工作带来了哪些发展的机遇？
许宪春：平台经济的发展给中国政府统计带来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已有的政府统计理论和方法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世界前沿，这些国家的政府统计工作者和学者能够总结和梳理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很难总结出先进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只能跟随。因此，政府统计的国际标准也由发达国家主导。然而，现在，在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某些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为中国政府统计工作者和学者提供了总结和提炼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抓住了，就有可能在我国形成先进的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在未来相应统计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就可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对于中国政府工作者和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黄卓：请问胡佳胤老师如何看待平台经济对金融的影响和新的趋势？
胡佳胤：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领域，探讨数字技术和科技如何改变传统金融和银行学的理论。
平台经济时代给金融带来了重大的创新，而这一创新与数据的积累密不可分。我将其总结为跨界竞争的特点。打开手机App，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应用程序非常全面，例如通讯社交类应用可能会具备电商功能，从电商起家的科技公司也会涉足内容领域，如直播、娱乐，并开始进军本地生活和外卖等领域。即使是外卖平台，也可能已拓展到电商等领域。所有这些我们能想到的App背后的科技公司都在涉足金融领域。
实际上，这些科技公司正在跨界与银行展开竞争，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这些大科技平台之所以能够涉足金融领域，甚至承担传统银行的角色，主要是因为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购买力、购买行为、收入水平等重要信息。这些科技平台还拥有丰富的另类数据，如数字足迹和社交关系网络等。即使在没有央行征信数据或征信记录的情况下，它们仍能提供贷款和放贷等金融服务。他们依赖的是另类数据或第三方数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征信数据的空白。
大科技平台通过积累关于用户行为的数据，可以更好地评估用户未来潜在的逾期或违约的风险，从而开始涉足传统银行所从事的金融业务。黄益平老师在这个领域进行了许多研究，包括探讨大科技平台在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他们拥有大量的数据和先进的算法，能更好地缓解金融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过去，银行常常对贷款设置较高的门槛，要求申请人提供工资流水、稳定的工作或可靠的抵押物。这导致普惠金融难行，许多人要么没有抵押物，要么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无法满足贷款的条件。另外，也存在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银行不给予贷款，个人就无法积累正式的征信记录；而没有正式的征信记录，又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征信白户，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甚至博士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人们，他们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第一笔信用。因此，大科技平台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与银行进行跨界竞争，具有一定的优势，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此外，大科技平台还能为用户提供极大的便利性。例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将金融科技的支付与市场化利率的货币基金相结合，成为对传统银行存贷款的强有力替代品。实际上，在我国，整个银行利率体系在2015年之前并没有完全放开，存在存贷款利率限制。美国也曾有类似情况，上世纪30年代对银行贷款向储户提供的利率设定了上限。在美国历史上，货币基金的发展推动了银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对我国数据的分析，我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换句话说，这种跨界竞争有好处。大科技平台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和金融科技手段，在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尤其是传统金融行业为用户带来更多便利，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具有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另外一个展望是大科技平台的生态系统力量。
大科技平台之所以愿意给用户贷款，是因为即使用户没有正式的征信记录，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数据积累，大科技平台如果确认用户持续使用其服务，或该平台在某个市场占据较大份额，仍会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契约机制。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在滴滴或高德地图上打车，会发现第一次打车后才需要付款。那么，我能不能不付款呢？实际上可以，只要你不再使用这个软件。如果市场上只有几家大型平台可选，其选择范围就很有限。因此，用户对平台服务的持续需求，以及科技平台生态系统的覆盖能力，使其具备了执行契约或促使用户履行契约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未来可能还有许多应用创新的前景。
黄卓：平台经济中的跨界竞争现象非常普遍。有一种说法是，打败康师傅方便面的不是其他方便面品牌，而是外卖行业。抢占京东淘宝市场份额的不是传统电商，而是抖音直播等新型平台。这种跨界竞争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平台似乎可以涉足各种领域。那么，这种模式对企业的边界究竟有何影响？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胡佳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最初定义平台时，都离不开它是一个双边或多边市场，也就是说它具有平台和市场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些平台背后都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承担了平台和市场的双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甚至可能自己塑造市场，因此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这对于企业边界的理解而言，传统上基于内部沟通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权衡取舍，在平台经济时代可能会被颠覆或重塑。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平台的投资并购。很多时候，这些平台进行跨界经营或进入不同的市场，都是通过投资并购实现。例如美国的大型平台公司Google、亚马逊等，最初都是从某个领域起家，比如搜索引擎和电商，然后逐步通过投资并购将触角延伸到其他业务领域。在我国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好处在于平台变得更加多元和多样化，从而增强了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的发生。举例，当我们打开一个电商平台进行购物时，平台会积累相关的购物数据，这样它就可以进行内容推荐或本地生活推荐，从而带来范围经济的效应。网络效应是指参与平台的人越多，平台的市场势力和边界就会更大。比如，打车平台需要乘客和司机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这就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总的来说，使用平台的人越多，大家越愿意使用，这是一种战略互补的特性。我们使用支付软件，是因为我们知道商家会接受该支付软件。我们使用打车平台，是因为我们知道司机也在其中。我们使用外卖或电商平台，是因为我们相信商家都在上面。因此，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在大型科技平台时代得到了加强，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大型科技平台愿意进行跨界经营、投资并购，涉足新的领域。
另一方面，多元化经营在传统行业中也并不罕见。过去，在传统领域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以钢铁起家的公司，开始从事船舶制造、房地产、金融等各种业务。研究历史发现，很多时候这种多样化、多元化的经营会导致最终的负收益。这往往与创始人或公司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有关。他们可能高估了进入某个领域的难度，最终可能压制公司的股价。
在平台经济时代，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由于用户价值、流量价值、网络效应价值和范围经济价值等无形性增加，这形成了一种战略价值。以共享单车为例，它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但为什么大型科技平台愿意投资？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增加用户黏性的一种方式，是用户流量的入口。因此，战略价值高于直接的现金流价值。但如果经营管理者过于自信，过度多元化经营，仍然可能在平台经济时代出现负效应。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值得深入探讨。
提问：请教胡老师，在数据应用与安全管理方面，未来有哪些工作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以防止可能出现少数几家有能力的企业过于强大？
胡佳胤：在金融领域，由于大型银行掌握了大量用户数据信息，这导致一些新兴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欧洲推行开放银行政策，旨在让数据随着用户流动，或者让用户可以将数据提供给金融科技公司，以消除数据差异。回到更通用的场景，在整个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金融行业还是其他科技行业，甚至其他业务领域，数据的开放和共享都变得非常必要。我认为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都是在推动数据开放和共享。
除此之外，我还有三个特别想讲的观点。
1. 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当我们看到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大量数据时，往往忽略了政府是数据最丰富的来源，这在我们进行研究时感受特别明显。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统计局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开放了一些普查数据供研究者分析。更广泛地说，政府的公共数据，无论是税务、海关还是政务数据，实际上都已经在不断地开放。然而，如果能进一步提高公共数据的供给，将是推动数据普惠性和共享性的最有力方式。
2. 关于科技平台公司拥有的数据。这涉及到数据价值与激励之间的平衡。假设我们极端地要求所有大型科技公司共享他们的数据，虽然我们可能会获得大量数据，但反过来，科技平台是否还有动力投资于数据收集和存储基础设施？是否还有动力去开发软件程序或拥有庞大的技术编程团队来分析处理数据？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在长期发展中，我们既希望数据能够更多地开放和共享，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数据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大型科技平台出现之前，人们仍然进行着许多活动，但这些活动并没有被充分利用。正是因为有了平台提供的服务，我们才开始使用这些数据，而平台能够从中获得价值，才会更愿意存储、利用和处理这些数据。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激励的问题。
3. 数据的价值和算法算力的价值哪个更重要，尤其是在ChatGPT问世之后。ChatGPT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训练集进行训练，而这些训练集并非它自身拥有，而是可能来自于一些公开的数据，或者是可以购买的数据，比如维基百科或者互联网上的各种公开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训练算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来源。这让我想到，未来数据可能出现“进入壁垒”。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不一定如此，因为技术发展的方向非常不确定。在ChatGPT问世之前，大家可能都认为微软已经是上世纪的赢家，而新世纪的赢家是苹果、谷歌、Facebook、Instagram等潮流互联网科技公司。但没想到ChatGPT一出现就颠覆了这种观念，包括百度文心一言也是如此。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多元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府适当开放公共数据库是必要的，当然涉及到隐私信息时需要进行相关保护。同时，对于数据创造者的激励和保护也非常关键。
提问：我想请教许老师一个问题。如果将数据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解决这个问题？
许宪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产，在现行的统计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导致平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产具有许多新特点，例如它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些数据并不会影响其他人使用这些数据。这些特点给数据资产的估值带来了困难。
数据资产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存量，对其进行估值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传统的资本存量估值一般采用永续盘存法，但数据的使用寿命与其他资产的使用寿命有很大不同。有些数据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价值升高，不随时间而贬值。然而，有些数据的使用寿命可能较短。所以确定数据资产的使用寿命很困难。因此，在数据资本存量估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折旧的不确定性。
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其成本投入上。因此，现行的一些方法很难准确评估数据的价值。作为一种资产，数据在现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没有得到体现；作为一种投资，数据在现行的投资统计中也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数据的特征、分类和估价方法，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出数据资本存量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体现出数据投资的价值。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