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全球经贸盛会
备受瞩目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拉开帷幕，一大批跨国巨头和外资企业齐聚上海，共赴这一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全球经贸盛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进博会“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必将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成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标杆。
综合效应日趋显著
作为新形势下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创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平台，进博会以开放再扩大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国际合作公共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自主品牌走向世界一流，以扩大进口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内需主导实现增长动能的结构性转型，开放合作创新的综合效应日趋显著。
一是磁石效应不断增强。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无限潜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进博会的磁石效应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参加本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逾280家，超过之前历届水平；全球十五大整车品牌、十大工业电气企业、十大医疗器械企业、三大矿业巨头、四大粮商、五大船运公司等悉数亮相；集中展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400项，多种先进医疗器械、创新药、能源低碳设备、智能工业装备、新能源汽车、高科技美妆产品、高品质食品等进行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
在这一磁石效应带动下，进博会的全球吸引力不断提升，对促进全球产业信息交流、便利市场要素流动、推动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是头雁效应愈发突出。
进博会在吸引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创新产品汇聚上海之时，还牵引带动更多产业链供应链不断聚集。这种“邻居即客户”的上下游联动，进一步推动在全球范围、供应链全领域实现要素重组和再优化，为相关跨国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契机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介绍，本届进博会设置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和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并在每个展区设置相应的行业专区。其中，技术装备展区包含数字工业自动化、集成电路、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人工智能等专区，汇聚众多制造业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和高端装备，让芯片、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产业的全链条合作与交流更加便利，为中国参与全球生产要素调整与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三是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进博会的成功和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期间交易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是与上海城市发展相互交融，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比如，进博会集聚、关联和引进全球引领性供应链资源，形成扩大进口并丰富消费供给的平台效应；通过构建与批发商、零售商、制造商的常态化协同机制，全球供应链资源更有效融入国内市场与产业链；进博会配套的支持政策与制度创新可以畅通贸易通道，以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便利化等降低资源引进成本。
四是联动效应更加凸显。
进博会高效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的功能作用，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效应日渐清晰。
进博会举办期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组团开展联合采购项目、跨区域合作项目和重大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搭建参展商与沿线城市产业部门的对接平台，有力提升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级。
进博会带来的联动效应，还向海外进一步延伸。作为各国参展商和中国各地采购商的汇聚之地，“永不落幕的进博会”成为更多外商外资外企进入长三角以及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服务亚太和全球
在进博会的催化助推作用下，落户扎根上海、来华投资经营的跨国公司日益增多，企业和机构层次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折射出外资外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决心，也彰显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与机遇。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全球化进程进入深度调整期，跨国公司在华布局随之有所重构。
一方面，全球化生产由过去的垂直分工转变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全球产业价值链从离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转变，跨国公司开始将研发机构、区域总部、生产单元等分支机构内嵌于专业化的地方产业集群中，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基于技术、市场及成本的最佳生产区位组合，将不同区位企业或企业集群有机联系在一起，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另一方面，控制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国家逐步将产业纵向整合，并在本土或周边国家配置预备产能、加大库存以备不时之需，导致全球出现产业链缩短和分散化、多元化趋势。一些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或“中国+X”的产业布局，形成多元化产业链布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有人担忧会出现外资大规模撤资离场的现象。但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的上海依然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首选地之一。2022年，上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39.56亿美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8月，上海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877家，比去年同期增长44.2%。
除了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上海利用外资的质量和能级也在不断提高。
一是超大市场规模与全产业链配套能力使上海成为吸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全球城市之一，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全球布局的首选地之一。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新增49家，累计达到940家，充分体现了上海总部经济较高的国际化水平。
二是上海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桥头堡和集聚地。数据显示，位于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超过500家，集中全国外资研发机构总数的1/4以及世界500强所设研发机构的1/3。
目前，上海已形成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地区总部、营运总部、研发中心、高成长性总部、国际组织（机构） 地区总部等多层次、宽领域的生态圈。
三是“在中国，为全球”成为重要趋势。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纷纷拓展提升其在沪机构的功能地位，加码在华研发创新力量。比如，西门子医疗将位于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升级为与原亚太区平级的“大中华区总部”，诺华上海研发中心为其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拜尔斯道夫创新中心上升为该集团在全球的第二大研发基地。
随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功能跃迁，上海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卓越中心”地位不断凸显。许多在沪跨国公司的创新活动不再局限于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专门性研发，而不断从“服务中国”发展到“服务亚太”甚至“服务全球”。越来越多的“上海创新”“中国创造”开始走向世界市场、面向全球服务，有力推动上海迈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
放大溢出带动效应
近年来，上海通过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等，大力吸引和支持外资企业扎根上海、服务全球。但是，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我们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上海集聚了较多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但它们仍以中国区总部和国内业务为主，缺少能级更高的全球总部、洲际总部，为全球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强，对上海增强全球影响力的支撑有限。
第二，层级和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数量较少，限制了上海为全球服务的能级提升。举个例子，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总部型金融机构只有3家，而纽约、东京、伦敦的金融业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分别为16家、9家、7家。
第三，缺乏本土跨国公司引擎企业和产业价值链链主，高能级制造业龙头企业以及占领制高点的先进制造业领军企业不多，尤其是在“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缺少链主型跨国公司。
同时，上海在相关行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独角兽企业也不足，制约了本土引擎型跨国公司的产生与形成，限制了总部经济能级与服务全球能力提升。
下一步，上海可借助进博会平台，推动办展办会与重点产业发展、重大改革开放试点、重要投资推介活动相结合，重点在提升服务全球的能力和水平上发力：
一是加快提升跨国公司总部机构能级。
在数字经济、产业链近岸化布局等趋势下，更加注重跨国公司落户后总部能级提升，推动跨国公司总部功能拓展。比如，进一步夯实“总部增能计划”，破解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离岸贸易结算便利化、跨境支付便利化、通关便利化以及数据跨境流动、人员出入境等功能性政策瓶颈，吸引在沪跨国公司设立辐射亚太、面向全球的财资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共享服务中心等。
二是实施全球服务商自由化便利化行动计划，加快提升高端专业服务能力。
全球服务商作为全球城市的超级链接者，天然带有全球化、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基因特征，是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精华所在。要加强对全球服务商的招商集聚和培育提升，建立“全球服务商”“成长型全球服务商”“种子型全球服务商”等全球服务商培育集聚梯队；积极对照自贸协定最高标准，加大全球服务商和专业服务贸易开放力度，重点引进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知名高端专业服务企业，努力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全球服务商富集地。
三是集聚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链主型企业。
梯度培育、分类支持一批潜力型全球500强、高估值独角兽企业，注重识别、发现“隐形冠军”企业、科创型高成长性企业、新生代互联网企业，从全生命周期视角着重培育和集聚一批市场独占性高、能力更强、对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作用更大的“小微型总部”和“天生全球化企业”，支持一批新经济头部企业做大做强。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盛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