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与新信息技术的深度变革，金融业态不断更新迭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互联网金融（Online Finance）、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迅猛发展。2018年，Dharma Labs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运营官Brendan Forster首次提出Decentralized Finance(De Fi）即去中心金融概念。
几年来，去中心化金融概念借金融科技发展的迅猛趋势而快速走红。在新概念、新变革面前，不只需要积极拥抱和顺应，更需要冷静的分析和有效的应对。
1、概念及其发展
去中心化金融（De Fi）是指利用开源软件和分布式网络，将传统金融产品转化为在没有不必要中介下运行的服务。Brendan Forster在《去中心化金融》《Announcing De Fi,A Community for Decentralized Finance Platforms》中提出，去中心化金融（De Fi）主要包括四个组件，即在区块链上（Building on a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在金融业内（In the finance industry），编码开源（Code is open source）和平台开放（Includes a robust developer platform）。
从技术层面看，去中心化金融主要是指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科技领域中的应用；从概念层面看，去中心化金融强调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金融产品、服务和体系的去中介化、去中心化；从价值层面看，去中心化金融对以金融中介和金融监管者为核心的现行金融体系提出了明显挑战。
因此，对去中心化金融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要充分感知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给金融业固守阵地带来的强大张力。对去中心化金融从最初的“金融改良者”逐渐向“金融革命者”演化的轨迹，需要保持清醒。
理论上讲，去中心化金融的基础在于加密。没有加密算法技术的迭代更新，就不会有去中心化金融。在去中心化金融中存在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加密资产，金融运行呈现出更强的私密性和隐蔽性。核心在于“去中心化”。
在去中心化金融中由于实现了点对点（Every Point to Every Point）的信用交换，金融中介机构、交易所的存在成为非必需。典型特征在于无需准入。也就是说对于产品开发者、链上节点和进入用户，将不再进行准入审查。
目前，国外去中心化金融已经在支付、借贷、资产管理、市场预测分析、交易所、衍生品等领域得到应用。根据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研究报告，2020年以来，全球去中心化金融在稳定币、贷款规模和投资上都有快速发展：
截至2021年底主要稳定币市场价值约为1200亿美元；由于高度的匿名性和作为抵押品的加密货币价格波动较大，去中心化金融贷款往往存在超额担保，2021年底达到200亿美元；去中心化金融投资组合逐渐兴起，截至2021年底两个主要的去中心化投资组合规模约为100亿美元。另据有关研究报告，自去中心化金融概念产生以来，目前符合条件的区块链项目已有上千个。
据Github，去中心化金融可分为分散交换协议、稳定通证、贷款协议、衍生协议/预测市场等，现阶段去中心化金融多集中于发行通证、融资、交易和相关金融工具类领域。2国内对去中心化金融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匮乏，代表性研究论文有许多奇（2018）、姚前（2018）、郑磊（2022）等少数文章，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亟待推进。
2、认知及其反思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去中心化金融是电子化金融、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具有技术进步的内在合理逻辑。从金融创新的角度看，所有的金融创新其实都是对现行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的修正、发展、突破乃至“叛逆”，去中心化金融不过是依托新技术而更加鲜明地向现行体系提出了挑战。因此，对于去中心化金融，首先要从价值层面和深层逻辑中接受其出现的合理性，而不是产生天然的厌恶和本能的拒绝。
首先，从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需求来看，市场经济更“偏好”自由度、创新度更高的金融体系而非相反。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市场经济发生发展具有自发性。在这样一个由供求关系、价格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中，伴随商品流通的是每一个参与者都存在对资金融通、信用交换的天然需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对市场经济中货币从一般等价物中不断演生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极富历史性和理论性的描述，充分展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之所以在资源配置效率上远低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大原因就在于短缺所造成的资金融通障碍和信用交换缺乏。
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看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擘画。据此，对更加开放自由、更加包容发展的金融业前景，我们不应恐惧和排斥，而应积极拥抱和展现。
其次，从金融体系的自身发展需求来看，不断挑战现有体制的“金融创新”，第一反应总归是欢迎。自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诞生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的中心化趋势、监管的穿透力度不断增强。然而，“猫鼠游戏”在金融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其存在的意义充满了辩证性。
必须看到，金融创新在发展过程中尽管最终有好有坏，甚至带来不可预见的新风险，但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的每次博弈都推动着现代金融体系不断走向更稳定、更安全、更健康的状态。
回顾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其整顿历程，可以加深对此的认知。2007年，中国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成立。2011年央行向2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发放支付牌照，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与金融结合的开始。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2013至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呈现跨越式发展状态，各种P2P、第三方支付、众筹、消费金融等业态快速井喷、野蛮生长。然而，随着“e租宝”事件的爆发，2015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也开始快速暴露。
中国互联网金融在经历短暂野蛮生长之后迅疾进入治理整顿期。以P2P为例，其平台数由高峰期的几千家至2020年11月全部清零，一波金融业乱象终告结束。互联网金融已被整顿，但互联网金融在带来风险处置难题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体金融业的创新发展。近年来，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业大型机构纷纷提出金融科技发展战略，成立旗下金融科技子公司或与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开展战略合作，促进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
最后，从金融与技术的互动发展历程来看，技术进步从来都是推动金融业态变革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最早的股票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交易场所进行现场买卖，现在的交易所内早已不再人声鼎沸；曾经的银行业务主要是柜台的存贷汇，现在的银行网点已很难见到长长的排队现象；以前的货物买卖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则是各种网上支付，数字货币已推出，现金需求已大幅度减少。
去中心化金融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底层逻辑是分布式。分布式、区块链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未来潮流，面对这样的技术趋势，金融作为技术的“运用方”和上层架构，本身是无力进行抵制的。当然，作为互动的另一方面，金融对技术并不是无所作为的。金融应当改善自身，妥善提出对技术的需求方向乃至理念引导，主动的引领与被动的追随往往只差在毫厘之间。
3、挑战及其应对
去中心化金融在技术、产品、理念和价值追求等方面都对现存金融体系提出了挑战。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对趋势的把握、对未来的研判和前瞻性的思考与应对。
挑战1：真的会去中心化吗？
应当说，自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建立、金融业进入中心化时代以来，历来的金融创新都表现出去中心化的取向和诉求，但由于没有强大技术的支撑和现代金融体系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来承担金融稳定的重大职责，金融的去中心化在过去都未成功过。但当前去中心化金融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加持下，确实具有了一定的挑战现行金融体系的能力。
至少，在大幅拓展传统金融业务覆盖面上，去中心化金融的确表现出了明显优势；在减少金融中介机构的参与方面，去中心化金融的去中介化特点也十分突出；在逃离和隐蔽于现有金融监管者的监管范围方面，去中心化金融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
但是，也绝不能过高估计去中心化金融的“颠覆性”作用。必须看到，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是中心化，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已经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其“镜像”的金融体系自然也就需要有中心调节员，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金融的层层嵌套和复杂化，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已经不是任何市场参与方可以承受之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说到底来自于国家，国家的存在是金融体系具有中心的终极原因。
因此，去中心化金融与现行金融体系之间最终将是一个相辅相成和优势互补的关系，甚至最终是去中心化金融成为现行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去中心化金融将更多在“边缘地带”和“空白区间”进行去中介化的运作，就像博弈论中常见的“故事”那样，在经历多重博弈之后，体系的新挑战者往往最终也会被融合为体系的新成员。
挑战2：如何规制创新？
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是一个博弈。尽管不能排除“合谋”的风险，但基于监管者与创新者间目标的根本不同，“合谋”的概率总是很低。所以，探讨监管与创新的博弈过程，应当运用非合作博弈论，而不是合作博弈论。从非合作博弈论出发，首先监管与创新之间要避免陷入“囚徒困境”。
这就要求监管者与创新者不能把双方的关系理解为零和博弈，将双方的利益诉求理解为完全冲突，监管者要能够认识到创新者的创新一方面会带来行业发展的正向收益，另一方面也会促进监管的升级进化；创新者则要认识到监管者的监管一方面会提升监管与创新之间的舒适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对创新起到“啄木鸟”的治病作用。
与此同时，监管者与创新者之间需要加强信息沟通，“囚徒困境”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博弈双方是完全“背对背”。其次不能将二者间的关系完全理解为一个无限博弈。从理论上讲，单次博弈极难形成合作，无限博弈因为会改变双方的贴现率而存在实现合作的可能。
但现实是，博弈的双方既不是富有完全远见的，也不是永远在位的决策者，各方都有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强烈冲动。最后双方要合理设定各自的收益函数。这就要求监管者不能以完全无风险为自身的目标，而创新者也不能以短期暴利为自身的目标，双方都应调适自身的收益函数至彼此可接受的范围。
自2015年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首次提出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概念以来，监管沙盒已经成为应对以金融科技创新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服务的前沿监管技术方式。监管沙盒强调通过设定容忍区间及监管原则，允许金融创新者在真实市场中进行试错创新和发展修正，既给予被监管者以适宜的创新空间，也确保了监管者可以将风险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
2019年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截至2021年9月全国已累计公示119个创新应用，2021年11月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首批项目也在北京正式揭晓，中国版“监管沙盒”进入试点探索的大发展时期。然而，目前中国版的“监管沙盒”仍然集中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项目，并未向“体制外的挑战者”开放，自然也就未覆盖到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金融领域。下一步，在“监管沙盒”得到更多试点和经验积累的情况下，应当推动“监管沙盒”更广覆盖和运用。
挑战3：如何管控未知风险？
风险并不都是完全未知的。例如，对于向明显不具备信贷条件的贷款人违规发放信贷，风险就是完全可知的。但对于一个新领域、新产品的未来风险，的确难以预先研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先知”。
去中心化金融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风险存在很大的未知领域。就目前去中心化金融的存在业态和运行模式来看，由于缺乏调节者和管制者，分布式的区块链发展具有内在的强力扩张冲动，进而导致高杠杆和顺周期性特别明显。在加密算法下，本就是私人化的担保更加隐蔽，从而也放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敞口。避免去中心化金融的链式发展演变为金融“庞氏骗局”，是去中心化金融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也是对去中心化金融潜在风险管控的底线要求。
对于金融监管者来讲，面对类似去中心化金融的未知风险防控，一是要及时跟进。要加强对去中心化金融的前沿学习，哪怕这种学习在当下来看还属于超前的“无用之学”。应当时时强调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作为监管者应当永远保持向被监管者的学习态度，“不耻下问”才能更好做到有效监管。
二是要全力穿透。监管绝不是像游泳裁判员那样只是站在岸上看运动员游来游去，监管必须“下水”。监管不只是行业规则制定、机构层面监督，更是对微观层面的参与者、产品合约、运行流程等的直接穿透。这就要求监管必须更加专业、更加精细、更加入微。这势必带来监管成本的上升，在监管效益和成本的权衡方面需要更多考量。
三是要信息披露。去中心化金融不在监管规则之外，更不是法外之地。去中心化金融同样需要内部规约和外部规范，更加透明的、详尽的强制信息披露是现代市场经济各行业的必定要求，自然同样适用于去中心化金融。算法的加密性、节点的分布式是去中心化金融的底层技术，作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主体，去中心化金融的公众性、盈利性要求其必须符合信息披露要求。由于公众认知欠缺、未知风险过多，对去中心化金融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应是简约的，而应是更详尽的。
挑战4：金融的未来在何方？
去中心化金融的出现和发展，应当启迪我们更深的思考，而不是只停留于对一种新金融业态的探讨和应对上。这种思考势必涉及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证实、至少没有证伪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Fundmental Infrastructure），成功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推进市场化。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要建立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的良好体制。钱颖一在论及中国现代经济建设时则强调要造就好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要让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正确的角色，即扮演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 Government），而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 Government）或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 Government），有效政府一定是有限政府，规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是法治，因此必须推进法治建设。
黄益平指出，“即使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余年的今天，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金融抑制’，即政府金融体系的各种干预”，新时代的中国急需金融创新，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金融工作要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和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一系列在扩大开放方面的新的重大举措，其中就包括多方面的金融业开放举措。
易纲行长在2021年金融街论坛年会的讲话中谈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的作为和功能主要是更好配置金融资源，同时不断为市场主体提供管理风险等金融服务。”所以，面对包括去中心化金融在内的新兴金融业态的挑战和冲击，金融发展的未来至少会体现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市场化，不论是金融资源配置还是金融监管方式，都将更加依赖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配置。
二是更加开放化，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隔离和壁垒将会更多被打破，国内外金融市场将更加连通。
三是更加法治化，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等将会更多依靠法律而不是其他。
四是更加实体化，金融脱实向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现象将会进一步得到遏制，金融将更多依赖实体经济的繁荣而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五是更加普惠化，金融供给方与需求方都将会得到更大拓展，金融作为“有钱人的游戏”的时代将宣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