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跨入“互联网+”时代，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支付世界：以传统货币为支付方式的物理世界和以电子货币为支付方式的虚拟世界。作为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新兴的电子支付方式得以普及，并逐渐成为现代支付体系中最活跃的力量。
然而，伴随着电子支付规模日益扩大而来的，是人们对这种新支付方式的高度需求与低度信任的并存。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电子支付中的信任，反思信任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突破信任“不在场”的困境，重构电子支付的信任基础，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回应，成为“互联网+”时代电子支付需要直面的关键问题。
一、信任是不同维度内涵的融合叠加
从学理层面上看，不同学科对信任的概念描述和内涵识别有所不同。心理学认为信任是对他人品质和行为的肯定性个体认知，其实质是一种心理判断和心理预期。信任或不信任是一个主体对“他”或“它”的一种心理状态，呈现的是“我”的主体状况，是“以我为主”的单一性衡量。
由此可见，心理信任有两个特征：其一，心理信任的对象是相对于“我”的客体，既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它”物。其二，决定心理信任能否形成的关键在于“我”，单纯地出自于“我”的主观感受，带有较为明显的自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信任揭示的更多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关系。
在伦理学的视角下，信任是一种道德信任，作为一种伦理矢量，更注重于人与人之间良善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双向伦理互动，是基于对对方品质和行为的肯定性认知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道德关系状态。由此可以归纳出道德信任的两个特征：
其一，道德信任的对象，是“他”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人的品质和行为。其二，道德信任连接的是社会道德关系的两端——人与人，因此道德信任是相互的，“我”既是信任的主体，又是被信任的客体。能否形成道德信任的关键，并非由单方面的“我”决定，而取决于双方的互信。
因此，道德信任揭示的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联。信任自身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使之更为符合伦理学“关系主体性”的范畴。
尽管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下，道德信任与心理信任之间存在差异，但现实中人们在使用信任一词时，并不是在仔细思索后，确认自己到底使用的是哪一个学科领域中的信任，而大多是一种心理与道德交叉重叠上的人际信任。究其原因，在于两种信任间存在着交融互通性，即内在“信”与外在“任”的辩证统一。
内在的“信”，内含着对他人的相信和信赖，以他人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为前提，这种前提赋予个体存在的安全感；外在的“任”则是其结果，即甘愿承担风险的道德选择，并以“任”说“信”，以“任”劝“信”，达成两者之间的关联。
无论如何，信任对社会生活必不可少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正是信任的存在，我们才能建立起普遍的确定性，并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信任消解了不确定的心理预判，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黏合剂，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社会自身也会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几乎没有哪种关系能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上。
如果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力量比不上理性证据或者个人经验的力量，那么，也很少会有什么关系能长久维持的。因此从更加综合的视角，信任兼有着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内涵。正如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赋予信任“对其他人的连续性的相信以及对客观世界的相信”的界定。
当然，除此之外，信任还是经济领域，尤其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货币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元素。
接下来我们把信任导入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经济领域，更具象化地带入货币这个几乎伴随人类文明全过程的特殊存在，探寻信任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的维度考量，信任的出现要早于货币。信任不需要金钱的帮助，因为在金钱（货币）没有出现时，信任就已经在主体间存在了。
然而，货币系统却需要信任的帮助。货币的出现就意味着信任——信任贵金属的价值，相信别人也肯接受；货币的流通更依赖于信任——信任它不贬值。这种信任不靠权威的保证，它是在不断使用的判断中形成、加强或丧失的。信任货币的持有者，信任货币自身的价值，构成了货币信任的两个维度。
信任对于货币不可或缺，没有信任的内核，没有信任的支撑，无论哪种形式的货币都无法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离开了信任，货币交易也将全然崩溃。货币与货币系统中的信任，是综合了心理信任、道德信任、社会信任、经济信任的更为广义的信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开始向信用货币转化，货币已经不在乎是金银、纸币还是其他特殊的“物质”，完全变成了交易各方都承认和信任的一个东西——最初落实在非金银和纸类某些“物”上，最终向无物的形态转化，电子货币由此诞生。
可以说，从最初巨大的石块，到可以分割的贵金属，再到携带极其方便的纸币，直至脱离实物形态的电子货币，不存在没有信任的货币，也不存在不被信任的货币。没有信任，就没有货币系统和现代货币经济，更没有今天“互联网+”时代电子支付的便捷与高效。
二、信任的建构是电子支付的核心问题
从商品货币到信用货币的转化，货币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有形货币到无形货币的转变，货币突破了物的边界。电子货币时代，人们虽然看不见任何物的形态的货币，但随着交换频率和规模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信任也增加，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系列的信用关系——实力、诚信、心理和情感的因素超越了对特定“商品”的信任。
因此，相较于传统支付方式，电子支付虽然实现了支付价值形式的变革，但信任的建构仍是核心，它建立在相互性的交往中，穿透时空、网络、数字、协议、技术、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介质，最终连接和指向主体间、主客体间的关系与诉求，具有明显的伦理特质。
马克思认为信任是“人的关系”层面的概念，从人与他人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人与人之间“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这样，信任成为了这种“人的关系”的题中固有之义，或者说就成为了这种“人的关系”的内在要求和“绝对命令”。
按照郑也夫的说法，信任是一种态度，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的期待。沿着这个思路，电子支付中信任的期待可以概括为：对社会环境的有序性、对合作伙伴的道德自觉，以及对客观技术的信任。
首先，社会结构的变迁创设了电子支付的社会信任生态。人类社会建立其人际信任和社会信用体系（规范）的根本动因在于其社会生活本身，在于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的内在需求。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对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突破了传统社会“熟人信任”的框架，拓展了“陌生人信任”的出场空间。
原本发轫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信任，其具备自觉的自我认可性、范围的有限性，以及明显的低信任文化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逐渐削弱。进入“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时代，陌生人信任取代熟人信任的范围越来越广，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逐步建构了一种对外部秩序良好预期之上的社会信任生态。
其次，电子支付信任担负着对合作伙伴的道德自觉。在对信任的细化分类上，依据一般与特殊的相对性，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私人信任和公共信任，并认为基于“私人圈子”交往的私人信任，其产生的时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公共信任则是与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联系的一般信任，是现代的新型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信任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现代制度相连，信任的传递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及其对组织、系统的伦理依赖。在信任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电子支付的顺利完成，取决于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即作为合作伙伴的支付者与被支付者（个体、商家）之间的双向信任。
基于信任道德原则的支付一旦达成，就会自然形成路径依赖，从而表现为对合作伙伴的一种道德自觉。
再次，电子支付突破了可见的物质信任，建构了对客观技术的无形信任。货币供给的不断扩容，缘于知识与技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由此挑战了以纸币为主的传统货币存在样式，内在地成为电子货币产生的现实动因。
电子货币的出现推动了电子支付的发展，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推向一种新型深度融合，社会普遍信任的生成更多地有赖于对稳健技术的“无形信任”。相较于前文所述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任的需要，拓展到信任主体和现代技术这一客体之间。
而技术作为信任的客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它既是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也是道德价值的承载者。因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象总是具有可靠性或可依赖性，这种可靠性与可依赖性既呈现为某种事实层面的特点，也包含着价值的意蕴；它意味着对于一定的价值目的而言，相关对象具有积极或正面的作用，从而揭示了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必然逻辑关联。
三、对电子支付信任的反思与重构
一般信任的出场及其存在要满足这样三个条件：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交互、交互中遵循一致的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观、参与交互各部分的可识别性。电子支付信任作为非直接交互的信任，要求被重新审视信任存在的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电子支付行为虽然并不是直接的物理接触，但同样真实存在，并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
尽管信任之于电子支付的不可或缺已成共识，但是信任的缺失却是常态，并由此带来复杂的伦理挑战，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信任建立的更大“错位”与“真空”。在现实中，首先表现为网络信息的粗糙与虚假，导致信息交互的可信度下降。所谓信息交互，指的是通过网络传递和接受信息。
“可信任”是信息交互的必然前提，它力图把交互的主体有效地连接起来，从而使自己成为具有主体关系意义的价值中介。而现实中大量不全面的粗糙信息甚至不真实的虚假信息的存在，导致了信息交互可信度的下降，增加了交互主体甄别信息、使用信息的成本，从而制约了信任的建立。
其次，消费者隐私的泄露与侵害，颠覆了信任的道德底线。电子支付信任通常是陌生主体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更多的时候只是浅层次的、不确定的，不易长久维持，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常常担忧提供给商家的个人隐私能否得到保护，而这种担忧正是信任匮乏的直观表现。艾媒咨询2020年关于手机APP隐私权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网购电商类的APP最不受网民信任。
这一方面说明了消费者隐私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当前电子商务领域信任的不足。不同电子商务平台间消费者数据信息的共享、移动电子商务的定位服务、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存在、网络通讯协议的漏洞等，都有可能引发消费者隐私泄漏风险。再次，支付过程中初始信任的弱化，导致通往持续信任价值链的中断。
齐美尔认为，人类通过互动形成交往，在交往中建立起信任，信任又反过来巩固交往，两者由此互生互融彼此推动。而卢曼则认为，信任的给予者和被信任者天然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信任在一定意义上是甘冒风险的行为。也就是说，信任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信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历着达成、维系、消解、重塑的各个阶段。
第一次信任，即初始信任的达成，作为信任价值链的原初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电子支付信任而言，首次交易时建立的初始信任极为关键，它决定着消费者首次交易的满意度、对未来交易的期待值，以及长期交易的可能性。
然而现实中往往存在短视的一次性交易行为，双方在第一次接触时就未能建立起可靠且有意义的关系，导致了可持续的信任价值链的中断，凸显了电子支付对信任的迫切需求。
分析电子支付信任缺失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用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尤其是缺少商户信用、消费者信用的评级标准与管理举措。一个相对完善的信用体系，应当能够对社会信用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生态环境，既有对传统诚信和信任文化的传承守正，也有对与时代契合的现代信用文化的创新发展。
信任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尤其是商户信用、消费者信用制约机制的不完善，是引发信任危机的因素之一。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下，面对以电子支付为主的数字经济交互新方式，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客观合理记录和报告市场主体信用行为、多元评估与量化市场主体信用价值、社会各界自主按市场主体信用价值高低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管理体系，是新阶段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
第二，主体在支付价值链中的定位模糊与利益关系形成的不稳定性。道德和信任作为一种制度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行动者对自己利益的考量，当交易双方出于自利的动机而在长期的动态博弈中选择道德和信任行为时，道德和信任才会延续。
电子支付的交易行为常常是少数几次甚至一次性的，对于交易主体而言，这种短期的行为不需要长远的功利主义考量，因此对自身在支付价值链上处于何种地位并没有明确思考，机会主义的理念很快会占据主导从而引发不合乎伦理的失信。从根本上说，交易主体是利益的共同体，共同体意识的架构是交易的应有之义。
然而这种意识常常缺乏，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主体中至少有一方在人的自利动机和美德动机选择中，追求自利的动机过于强大，从而导致利益关系的冲突。
第三，网络与电子交易的虚拟性引发消费者认同的弱化。网络信任建立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网络和电子交易的虚拟性，由于交易虚拟性和时空分割性，网络中人际互动和人际信任尽管真实存在，却仍然与现实中的人际信任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网络人际信任受使用者和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而消费者个体信任倾向（即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选择信任网络和电子交易的对象）在网络环境下，远低于现实环境。此外，交易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对交易的弱可控制性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感知风险的增大，进而引发消费者对交易安全性和公平性认同的趋弱。
宽泛地说，信任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观念取向，它既形成于主体间的彼此互动，又对主体间的这种互动过程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信任关系本身的建立，既涉及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也关乎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以对事和理的把握为依据，信任不同于盲从或无根据的相信，总是要对一定的规则和规范产生共识，并以之为圭臬，形成一定的伦理自觉。
因此，电子支付信任的重构，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要融入“互联网+”时代新的哲学因子，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开放、共享、合作、整合、信任、普惠等新的哲学思想，推动着新的道德规范的构建。
电子支付信任应遵循“共生、自主、无害、安全、真实”的基本原则，即：交易主体的共生性、交易意愿的自主性、交易目的的无害性、交易过程的安全性以及交易结果的真实性，有效规避交易主体在支付价值链中的定位模糊与利益关系形成的不稳定性，强化主体责任意识与制度约束，明确责任归属与担当模式。
二是整合资源，形成主体间的联动与竞合，构建公正、平等的信任伦理生态系统。信任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是一种社会资本，维系着社会的健康运行。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品德，又是经济健康运行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交易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信任为优化利益格局提供了一种伦理价值立场，尊重主体的利益，促进主体平等，构建公平的信任伦理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交易主体形成对利益的认同，结成彼此平等交换、互利共生的共同体，为促进公正平等的电子支付生态的形成奠定基础。
唯有如此，才能不失其伦理本质，又顺应时代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体现新的经济伦理生态，从而为互联网金融和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与伦理根基。
三是建立健全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与标准，有效形成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政府信用“四位一体”的信用体系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证明，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至少有两大好处：破解“信息孤岛”以实现信用资源共享、优化交易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当务之急是推动构建个人诚信、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并且按照依法依规、改革创新、协同共治的基本原则，以加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创新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
四是加快电子支付的立法进程，推动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相较于传统的支付手段，电子支付的优势是显见的。诚信—信任—信用的演进交迭，强调了道德信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性，尤其是降低了社会交往成本和交易风险。
然而电子支付信任的达成，除了依赖交易主体自身的道德自觉外，还要遵循制度逻辑的路径，因为如果“离开制度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
所以，要建立起信息安全与信任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我国陆续出台《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实施《电子支付法》《信息安全法》等，进一步明确电子支付的定义、类型、主体及其行为等，对电子支付活动进行有效规范，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