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方式的演变映射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发展跨度，作为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的产物，支付方式伴随着中国农村逐步步入网络化、现代化的时代。从刚开始金融体系中的微小末端，到现在成为农村经济、农村建设中最有潜力、最具推动力的一环，这一嬗变过程并不只是支付方式简单的自我演化、自我蜕变的过程，而是被烙上人类智力进化的印记。
作为人的异己对象和活动对象，在其“属人”特性的社会存在中被不断的推进的过程，可以说农村支付方式的每一次推进都如同汇聚大河的水滴，不断映射着纷繁复杂的农村社会质料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农村社会变迁内在维度。
因而农村支付方式的嬗变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镜像，也是量度人性及其农村地区发展的一把标尺，更是记录乡村社会生动、复杂历史面相最为真切的档案。
一、中国农村支付方式的“钱”世今生
伴随着中国农村逐步步入信息化、网络化、城乡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农村金融业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作为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的产物，农村支付工具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发展、变化，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是极具农村历史记录意义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以物换物；二是体现时代发展与探索的农村银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下的农村“无现金支付”。
（一）时代的见证者：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以物换物”
新中国成立时期，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的发展时期，是“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的实践探索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支付体系建立的萌芽阶段。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型塑了支付工具的形态与功能，也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性、历史性。
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囿于外交上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围堵与其经济上的禁运，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既没有选择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没有完全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构。
这一时期我国主要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力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模式分别由以下几个方面来支撑：
一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农村集体化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二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三是由以上两个方面导致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央以“组织起来”为指导思想，倡导通过农村的合作化与农民的组织化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规定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决议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各乡镇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兴办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启了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序幕，初级农业合作社开始在全国迅速建立。从农村土地制度来看，初级农业合作社是在保障农民土地私有制、维持农户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实现农户土地经营权的联合，并根据生产要素所有权进行收益分配。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对新一轮农业合作化做出战略部署，初级农业合作社很快大规模过渡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初全国农户基本都在农业合作大潮之下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并在5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人民公社制度。农业合作化逐步完成了由初级社、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的过渡。
基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支付方式主要由实物形态和现金形态两种形态组成，即工分粮与年终决算生产队的现金分红。现金分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向国家上交公粮后获取的现金收入。二是生产队通过出售有限的农副产品获得的现金收入，但在人民公社组织内部，现金分配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实物分配才是农村支付的主体。实物分配的主要对象是粮食、棉花、油料、糖以及必要的柴草、蔬菜等在内的农副产品，其中粮食是实物分配的重中之重。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直到1975年，实物分配在农村集体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达80%。实物分配部分在社员分配总量中占绝对比例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农产品商品率比较低；另一方面，反映了实物分配是照顾和满足农村社员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消费需要，特别是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民社员家庭。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统购统销制度，一定程度重塑和整合了乡村经济，缓解了矛盾突出的粮食问题，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统购统销政策的弊病日益凸显，如何保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实现及如何保证农业在缺乏价格刺激的情况下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体制。城乡隔离户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生产经营体制等制度在保证农业反哺工业的同时，也限制了城乡物资和人口流动，将农民固定在了土地上，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农村的经济发展缺乏合理的统筹安排、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因而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村支付方式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流通都十分有限，支付方式的发展也滞留在了最简单的以物换物阶段。
（二）时代的新探索———“银行产业的再度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标志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奏响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号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产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相剥离，建立起了土地集中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经济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的生产经营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这一阶段，党和国家不仅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权限的需求，缓解了当时农村经济面临的困境，而且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制，这为中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深入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化转移致使农村的金融需求再一次被激活。为了回应农村金融发展需求，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其改革内容主要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在1977年《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中明确了农行的性质以及建立起了以农行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
二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以及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作为探索农村信用社出路的主要内容与核心目标。
三是构建现代化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
四是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管制。经过近20多年的努力下，我国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为支撑的体系、非正规金融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层面的不断丰富与繁荣，中国农村支付方式也获得了飞速的跃进，以银行中介为基础的货币化支付应运而生。
但由于一些乡镇地区的道路和通信闭塞、住户居住地较分散、农村金融需求量小、农民金融意识不强、接受教育的水平整体较低等局限性致使在农村地区，以农村信用社、储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服务机构在农村地区因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高、风险大，无法实现商业盈利，而没有动力去增设分支机构与独立的村镇银行，导致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农村地区去，乡镇地区金融服务仍留有大片空白。
（三）时代的新序幕———“无现金支付的兴起”
在新世纪，随着移动通信、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普及，支付宝、微信支付、Apple pay等各种以“简单，便捷，安全”为特点的支付方式应运而生席卷市场，仅仅几年的时间，电子支付就出现了代替现金支付，票据支付的趋势，成为了新世纪农村支付方式的新主导。
据网络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年增长率为10.7%。2018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90.5万亿元，同比增速为58.4%。而在我国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不断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业，完善支付环境，积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努力下，农村地区也相继点燃支付领域大变革的火花，从现金到微信、支付宝，再到日常生活，出行有飞猪、吃饭有美团、住宿有携程、打车有滴滴、买东西有淘宝、京东等等，消费者从“东奔西走取现金”到“一张卡片走天下”，再从“便捷的网上快捷支付”到“轻松的二维码付款”，农村支付方式不断更迭创新，农村支付市场更是迸发惊人的活力。
在农村支付领域呈现出一片“蓝海”的背景之下，各类金融机构开始将目标锁定在“三农”区域，不断抢占农村支付市场。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非银行支付机构为农村地区提供移动支付业务2748.83亿笔、金额74.42万亿元，占网络支付份额分别94.85%、96.66%。非银行支付机构为农村地区提供移动支付的笔数和金额，分别增长112.25%和73.48%。
就2018年农村地区支付业务发展总体情况显示来看，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我国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服务设施滞后，金融生态环境亟待优化。
大部分农民现金交易观念重，支付观念较为传统且网络技术操作能力不强，金融素养不高等因素仍是数字化支付向农村地区深入推广的绊脚石。此外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给金融诈骗也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各类“理财产品”，“P2P借贷”，非法集资等诈骗案件的发生给数字化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增强了农民对于数字化支付的抵触心理。
二、支付方式变革给农村带来的影响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迁，产业格局的每一次调整，技术形态的每一次革命，都可以在支付系统中窥见端倪。可以说支付虽然是最底层的经济活动，但却融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正确认识这一系列变革和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对未来农村支付市场的发展，以及更好发挥农村支付服务经济金融，提升农村社会生活，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建立农村普惠金融，助推“三农”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金融服务体系在“三农”领域的覆盖面、灵活性、多样性不足。而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补充传统金融体系的缺陷、补足农村金融的“短板”，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加快交易效率，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落地，移动支付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发展领域和重要突破口，在推动金融服务向“三农”领域覆盖和渗透方面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传统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都在推动农村地区移动支付方面进行了创新。
如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了65万余个“金穗惠农通”代理点、试点推出“手机APP+移动支付盒子”等移动支付方式；邮储银行在农村推出手机支付“汇易达”产品；支付宝、微信支付、百度钱包、云闪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充分运用网上支付“电子钱包”的功能，大大丰富了支付场景，便利了农村地区日常生活缴费、充值转账等基础支付服务。
随着支付方式朝着更加便利化、高效化、快捷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倒逼了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大型综合电商平台的进步，也加快了综合金融服务走进乡村安家立户的步伐。在此良性循环中农村居民和企业转账支付、农产品买卖、融资、投资理财、保险、生活缴费等金融服务需求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农村用户不同种类的金融需求得到了满足，传统金融服务中的短板得到了有效的补充。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以及农村地区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消费市场优势等使得各大综合电商平台都纷纷想在农村画上自己的一片蓝图，例如，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的“千县万村计划”，京东的“农村电商”项目，这不仅向农村地区推广了互联网电商的使用、完成了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动，也激活了农村电子商务生态，为实现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以及新时期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创收提供了新的动力，为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
（二）加快农产品流通，实现农业经营主体融资的双赢
支付体系的发展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变革都会直接改变了企业间的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从而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在支付体系变革的基础上，商业模式随着支付方式的变化而变得不再囿于传统，愈加丰富多彩，纷繁复杂起来，无论是农业P2P模式的宜信“互联网金融——谷雨战略”、还是时下最流行O2O模式的翼龙贷农村金融，传统的现金货币媒介，交易中介被加速脱媒，繁琐的交易环节被省去，交易双方撮合度，满意度得到了极大提升，交易运行速度也被最大化加快。
在这一支付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农村金融需求与城市富余资金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撮合，农产品的流通速度在不断的加快，村办企业也在这种支付方式的推动下获得了飞速发展，农村企业主体融资更是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村拥有涉及纺织、制衣、精密铸造、食品、建材、运输等行业在内的16家企业。
其最为特色产品之一便是曾在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香包，在马庄村活动中心内的香包现场制作和售卖点，随处可见贴有“云闪付”的付款二维码，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支付。移动支付在村办企业的普及不仅方便了村民的支付过程，也方便了村办企业的资金往来。同时由于扫码支付便捷迅速等优点，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量，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支付方式改革促进金融行业提质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只有将血脉打通，农村的经济增长才会更具活力。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支付体系，特别是现代化的支付清算结算系统，能够更好地保障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血脉通畅，提高社会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作为金融体系血液循环体统中的一环，农村支付体系的变革与创新影响着农村金融活动的发展形态，随着支付方式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支付体系在加速资金流转，这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表明：经济愈要发展，经济活动及其参与者对支付运行的质量、速度的要求愈高。从现金到银行卡再到数字支付，支付体系中各种支付工具的演进，对我国农村金融运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高效的资金转移通道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伴随着各种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应用，农村经济的交易成本，现金流通极大的被削减，资金周转速度不断得到提升，农村的生产要素也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流通空间，因此，农村支付方式的发展，对于促使金融机构整体服务提质升级，推动金融行业的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时代农村支付方式的未来发展动向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支付服务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随着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深入实施，强化农村地区的数字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培育农户金融意识，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农村支付方式服务产品成为促进“三农”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乡村地区的数字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移动通信系统，网络信息系统的全方位覆盖，在保证合格的数据传输质量的基础上，降低数字金融的价格，并给安装无线网络的农民给予财政上的补贴，使得农村消费群体能够切实、长期的享受到网络数据的服务功能，打破数字信息在农村地区局限化的禁锢。
另外针对各地区农村发展水平及区域特点的差异性，农村金融机构应因地制宜提供具有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例如：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增设营业网点和ATM自助机；在人口稀少，偏远地区设立便民的金融服务站点，移动银行，发展农村本地人为金融服务联络员等；在人口较密集的乡镇社区等，提供农资经营点、农业保险营销点，全能型、自助型的金融便利店等综合化农村金融服务，同时积极推广智能开户、智能发卡、征信自助查询等智能话机具，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提供个性化优质金融服务。
（二）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培育农户金融意识
建立覆盖农村的金融教育培育体系，改变农民金融素养不高、现代金融意识不强的状况。这就要将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培育农民金融意识纳入地方政府及涉农金融机构重要业绩考核内容，通过政府与相关金融机构合作，举办各类金融知识培训班、新型支付方式使用讲座、农民夜校对乡镇干部、村支两委、村组干部及全体农民进行全面轮训，教育内容的着力点，应当结合农村实情，教育方式应当贴近农民的生活习性。
循序渐进对农民加以引导，全方位的提高农民金融意识，支付意识以及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要将农民金融意识的培养建立起长效培育机制，将数字金融，数字支付使用等知识纳入农村中小学常识教育课程中，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金融意识不强的落后面貌。
其次，涉农金融机构应当主动挑起在农村地区进行金融基础知识普及的大梁，建立起长效宣传机制，定期开展金融知识普及与本机构金融APP产品讲解活动，推行简单明了的金融服务合同，并且设立好相应的手机程序指导员帮助农户熟悉手机端实现便捷金融服务的操作流程。
（三）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农村支付方式服务产品
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政府应当大力鼓励金融机构以服务“三农”、服务农村经济需求为立足点，创新发展和推广贴合农民生活，符合农村特色的支付产品与服务。在创新支付产品方面，应从信用贷款、信用服务、实名认证、在线支付和手机银行等领域进行探索创新让新型支付成为农民生活的“便车道”；
在改进支付服务方式中，应当创新农村支付服务模式，进一步简化农村支付服务手续，推行通俗易懂的合同文本，优化审批流程，并且充分考虑到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让农民能够真正用得起、用得省，且政府要积极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资助，类似在“家电下乡”，“智能手机下乡”等活动中给予适当的补贴和优惠，以及在推广农民使用移动支付方式时减免一定的手续费用等，这些惠民活动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对新型支付工具的使用率，加快农村移动金融发展，提高农民办理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四、结语
农村支付方式是中国经济的一隅，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以及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渐趋畸形化、两极化，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农村发展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要求我们必须聚焦三农问题，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疏通农村发展的各个通道，创新探索乡村振兴的多种路径，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腾飞，使其大跨步跟上新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
